秋白的豆腐与中国文人的政治随想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骤然而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瞿秋白《多余的话》

烽烟散去,枪林弹雨的革命时代终于显得遥远了,可那种令人窒息的血腥气氛还是冲破历史时空的界限,弥漫到今天的人们生活的世界,虽然我们可以秉承另外的逻辑,站在历史之外的维度指点与审视那过往的云烟,可我们依旧无法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这个国家走过的路完全割裂开来。革命的时代诞生革命的人物,革命本身也需要那些能够代表自己精神的偶像。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一位耀眼的另类人物,瞿秋白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抽离了具体历史场景与现实经验的符号;而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也完成了从革命领袖到革命英烈再到革命叛徒的政治涅槃,在辗转经历过百年的昏黄岁月之后,终于算得是永垂不朽了。

在那个年代里,他成为了被选择的人,成为了叱诧风云的公众人物,却被自己的政治对手出卖与抛弃;他终于成为悲壮的革命烈士,却又被和平时代混乱的“革命”所批判和打倒。一直到了今天,瞿秋白终于可以被人民永远称为同志了。

或许这也算得上是当代能够给予的最高政治殊荣了,可也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灵魂是否被历史浸染过亵渎过。人的灵魂最需要的是自我真相的展示,既接受意义世界赋予的真相,也把属于内心的真相留存在往昔岁月的记忆中,临终之前,他的自我表白告诉我们,他无意于全身心投入那幕壮士断腕与英雄赴死的舞台剧的扮演,他选择了把内心用一种陷入热血革命而无法自拔者无法理解的方式写下来,并且编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本文集《多余的话》。在这部文集里面,既没有对革命理想慷慨激扬的感性陈述,也没有对革命道路细致精微的理性分析,更没有效法文天祥来渲染自身的道德情怀与坚贞志向。在死亡面前,瞿秋白选择了重新定位,他把自己客观地定义为文人,甚至可以说,瞿秋白的英勇就义展现的正是中国文人真实悲剧的一种模式。《多余的话》与其说是严肃的理论著述或者批判杂文,还不如说是一本剖析自己内心世界的散文随笔,研究政治心理学的学者,研究早期党史的学者,固然可以把这些材料作为论证的经验基础,但由这些文字所生发出来的东西,或许也应该具有相应的形式的吧,由此看来,结构自由的随笔散文,恐怕也就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在《多余的话》的结尾处,瞿秋白写了一些感激与谢幕的文字之后,还不忘表露自己对俄罗斯与中国文学当中的经典作品的特别喜爱,作为一个文人,这似乎是他人生末路上必经的仪式,但是在文章结尾处最后的告别前却说了一句永远耐人寻味的话,“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古人说的,“鸟之将死,其言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秋白先生何以在最后说出这样的话呢?正像《瞿秋白传》的作者陈铁建先生所说的,“这些都已经成为百年的话题了,如今便是要从文化上,从心灵上,来重新理解《多余的话》,来重新理解这个百年的话题,来还原历史的部分真相”。由一块小小的豆腐来生发出一段中国文人的政治随想,哪怕只是发表一些无足轻重的哀思与感叹,也足以算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更何况这是出自瞿秋白先生的笔下。如此,悲剧文人的政治心理学也可权且作为读者们饭后的谈资,而那美味的豆腐与豆腐背后的人生悲剧更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秋白的豆腐,的确蕴含了耐人寻味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在追溯了他那三十六年短暂的人生经历之后,这样的感觉更是会产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但非常可惜的是,瞿秋白的出生之地江苏常州并非一个特产豆腐的地方,在那里也找不到什么和豆腐有关的街头掌故。

公元一八九九年一月底的一天,当瞿秋白出生在这个书香门第里的时候,家里还有亲戚在满清的朝廷里做官,日子过得十分宽裕,可仅仅是十余年的时间,家庭生活的困窘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冲击,就已经开始困扰着他们了,时间熬到一九一五年的时候,这位未来的政治领袖终于因为家庭的贫困而未能完成中学学业,第二年又经历了慈母自杀的家庭悲剧。终于,瞿秋白拖着瘦弱的身子在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而他那叱诧风云的一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外交部得到了免费学习俄文的机会之后,瞿秋白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才能逐步得到了显现,并且开始参加早期的革命活动了。一九二零年,作为中国少有的俄语人才被派往莫斯科,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瞿秋白从东北辗转来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我们足以猜测,瞿秋白赴苏途中在哈尔滨停留了一些时日,而东北豆腐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宝贵的痕迹。一直到今天,许多东北人仍旧把豆腐作为自己的主食,在那里旅行的人也应该有机会品尝到,并且承认那东北豆腐的独特美味。

在莫斯科的时候,瞿秋白有机会接触与翻译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身边工作。后来,他在陈独秀的邀请下回到中国,开始担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同时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新青年》的编辑。从这个时候开始,瞿秋白开始逐步接近中共的权力核心,成为中共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的血腥屠杀之后,瞿秋白接替了陈独秀,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和秋收暴动,据他在《多余的话》当中说到的,自己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

取代陈独秀,完全是因为大屠杀之下的党中央已经没有了另外的权力核心,同时也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可以想象的是,这应该算作他无比艰难的生活的开始,去亲身策划与组织这些大的政治运动应该是让人感到压力重重的事情,更何况是对于像瞿秋白的这样一个文人来说。这些矛盾在他的回忆录当中都有所体现。

一九二八年,瞿秋白终于离开了党中央,并再一次通过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不知道这次他是否又一次品尝到了东北的豆腐。在苏联,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然后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在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在国内的直接领导人是李立三和向忠发。但国内的革命运动很快遭遇了挫折,瞿秋白一九三零年回国之后终于因为政治路线错误而被解除了中共党内的领导职务,政治生涯的挫折在他的心里却被当成了完全的解脱。 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并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还和茅盾、鲁迅交往颇深。一九三四年,瞿秋白又回到瑞金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闲职。

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一九三五年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向贤矩部逮捕,之后因身份暴露而被杀害。《多余的话》就是在他被押期间写下的。

今天的人们还可以知道,瞿秋白就义的福建省长汀县有两种类似豆腐的小吃很是出名。一种名叫“三角豆腐饺”,;这道菜是用豆腐做皮,瘦肉、白葱、香菇、冬笋等做馅,然后精心烹调而成的,皮白肉香,鲜嫩甜美,在豆腐菜肴中很有特色,据说明清以来就已经是长汀筵席中的佳肴了。另一种美食则是豆腐干系列,有五香豆腐干、酱油豆腐干、黄色豆腐干等好几个品种,需要肉桂、公丁、大小回香等十余种中草药材卤制,号称闽西“八大干”之首,而这美食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盛唐的开元年间,直到今天,传统工艺仍然被保留下来。不知道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的时候是否品尝过这些食品,也不知道前来劝降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是否给他带上了些许呢;如果是那样,这豆腐饺与豆腐干应该改名叫做秋白豆腐,或许可以有更好的销售呢。

瞿秋白的一生与豆腐究竟有多少的联系呢,所有的阐释都只能算作是后人的猜测,这也只有他本人知道了。可是,瞿秋白与豆腐的渊源竟然会使得他在临终前对此食品念念不忘,这几乎就与那些伟大的俄罗斯与中国文学一样重要,这也许就是那一句“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如此的耐人寻味的原因吧。

除了与笔名“丁玲”的女作家蒋冰之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之外,瞿秋白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与王剑虹,但婚后不久剑虹就死于肺痨,之后瞿秋白选择了与杨之华的结合。正如有些评论所说,之华是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厚重身影的女人,但她的悲剧更在于后来的“含冤”而死。瞿秋白曾经与郑超麟共事过,在秋白死后,国民党当局的报纸《民国周报》上刊登的《多余的话》曾经被否认是瞿秋白的原著,而郑超麟却断定这是秋白的原著。在他的回忆文字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我相信这话”。郑超麟还说过,“我对于他的死的看法始终未变。他是软弱的,不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家,他希望能从福建解去南京长期监禁,即希望不死。但他不是叛徒,我不相信他会出卖什么秘密,到了不能避免一死时,他还是能够挺身一死的”,这些材料也都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多余的话》里面的中国豆腐,有许多人都解读为瞿秋白性格里文人软弱情结的表现,毕竟,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不可能都是慷慨赴死的英雄,而人求生的本能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下也不会全然泯灭,而对普通生活的热爱或许已经超越了宏大的公共目标,秋白的那一块豆腐里面不正是要暗示这样微妙的情绪吗。但秋白也终于没有像豆腐一样被压扁,而是保持了洁白而完整的外形,他并没有要向敌人祈求投降意思,也拒绝了另外的解决方案,而是最终选择了为革命牺牲自己,无论他是在怎样的心情下接受这个结果的,这都完全符合了革命时代对于革命者的要求。正如他所说的,自己以一个文人的人格与心性投身到革命中,并且成为了革命领袖,这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而他的死是否就应该是一个更大的误会了呢,可无论是不是误会,瞿秋白都还是选择了接受,所以,他选择死亡也许反而不能说明他有勇气抗争荒唐错误的中国历史和人生命运,而只能屈服于革命赋予他的极为无奈的角色,在革命的舞台上,他需要扮演一个殉道者,在革命的剧情里,他需要走上刑场。而这种无奈的接受,就正是一块软弱的豆腐所必需的选择。

虚无主义的哲学更倾向于认为整个世界以及人的存在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在瞿秋白的心中是否也有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的绝望心情呢,这在他的《多余的话》中并没有得到体现,看来,革命的意义甚至没有在他的思想历程中被消解。瞿秋白的遗著只是一本剖析自己内心的书,正如他所说的,“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在这本书中,瞿秋白并没有重新对革命的价值与意义进行过全新的解读,更没有对这伟大的意义有过丝毫的消解,而只是跪倒在意义面前痛哭流涕,一边承认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不称职的领袖,一个历史误会的亲历者,一边做着虔诚的忏悔,这难道说就是革命者内心的虚无主义的表现吗,恐怕很难下这样的结论。

所以,秋白的豆腐仍然值得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玩味,直到把这思想的味道从豆腐中分离出来,在心中慢慢品尝一番。的确,革命领袖的政治心理或许隐藏在豆腐中别的什么地方,也不是后人在加以胡乱的揣测之后便可以得知的,因为一切都已经被埋入了历史的深处。

除了中国的豆腐之外,瞿秋白身后的命运更是一部值得好好玩味的历史大戏,这便是他那走上神坛而又走下神坛的惊险政治起伏,可惜这起伏已经不是身处九泉之下的他可以亲身经历的了,但这倒是给闷骚的后人们展开对中国文人的政治随想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瞿秋白的骸骨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时候找到的,地点还是在他就义的福建长汀,之后遗骨被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在五年之前,毛泽东就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说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可是瞿秋白的英名最终还是死去了,从一九六四年开始,随着党内政治斗争的日益严峻与残酷,瞿秋白开始被认为是晚节不保的革命叛徒,而《多余的话》则是向敌人屈膝投降的证明,于是他的坟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砸毁,而他的家人开始受到波及,在这场浩劫中,就连他父母的墓地也未能幸免。

瞿秋白被打成叛徒,据说是党内的野心家们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其目的是以此为依据清除党内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当然,这些事情也就不是瞿秋白所能够亲身经历的了,然而即使是在他的印象当中,政治应该也是残酷的代名词,至少完全不适合像他这样的一个拖着常年累月的病体的文人。据研究瞿秋白的专家陈铁健先生分析说,“瞿秋白是一个公众人物,在国共合作时期,就大革命时期,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来往在广州和上海之间,和国民党各方面的打交道,他在黄埔军校作演讲,黄埔的将领都晓得这个瞿秋白。就是说,他随时可以被敌人辨识出来,辨认出来,而且又是身患重病的,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打游击的。他是自己也希望能够跟着队伍走,但是还是把他留下,实际上就是让他听任命运的摆布,实际是听任国民党的围剿大军的摆布,说不好听的话就是借刀杀人”。好一个借刀杀人的计谋,可是谁要借刀,又为什么要杀他,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中,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才是幕后的总导演,一九二八年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王明势力强大,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虽然已经暂时远离了革命权力的核心,但仍然不得不背起革命的黑锅,站在另外的角度为革命摇旗呐喊。在共产国际的操纵下,三年之后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安排王明接替了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瞿秋白被逐出了政治局,使得他名义上也不再是中共的领袖了,但面对这样不光彩的出局,瞿秋白却在《多余的话》中说的,“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真正把政治生涯中的失败当成解脱的人,一定是被消磨掉了在权力的道路上发展的野心的,所以也不会去认真计较权力带来的是非得失。

长征开始之后,瞿秋白却没有能够参加到大转移的队伍当中去,而这对于一个身体衰弱的共产党领袖来说,后果无异于死亡。果然不出所料,瞿秋白被捕了,并且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瞿秋白为什么没能参加长征,难道就是因为身体衰弱而无法跟上队伍,或者临危受命要在南方继续领导游击战争?恐怕政治斗争的复杂是很难用这样简单化的逻辑来表达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三国时代曹魏政权中的权臣曹爽,在司马懿发动的高平岭兵变之后失去了全部势力,他本打算离开帝国的权力核心,去过一个富家翁的悠闲生活,可很快还是被司马懿以谋逆的罪名处死了。在国共内战这场残酷的政治游戏中,瞿秋白虽然是一方出局的玩家,甚至这种出局还带有消极怠工的自愿成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对角逐者的抛弃过程就已经结束了。王明集团不仅仅是希望他背上“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黑锅,更是要置他于死地,毫无疑问,这对于一个软弱得如同豆腐一般的文人来说是多么残酷。瞿秋白在《多余的话》当中并没有流露出对于王明集团以及早期中共内部政治分歧与斗争的不满,而是从自身的思想局限出发把责任担在了肩上,他在书中说道,“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

但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说明瞿秋白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表达对党内政治敌人的不满呢,或者,这是瞿秋白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多余的话》当中,瞿秋白把人生比喻成舞台,而自己就是一个怀揣着文人气质的“戏子”,但在最后他还是说道,“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寥寥数语,对这种角色的厌倦就已经跃然纸上了。对于自己,《多余的话》中还剖析道,“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了,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面对这些文字,就像面对那块豆腐一样,我们只能够猜测,在莫斯科的那些岁月里瞿秋白也亲眼见证了苏共党内的大清洗,而自己在中共的遭遇与之相比或许不算什么,面对王明集团的势力,瞿秋白也只有用消极的情绪来对待了。或许,这也算是文人无声的控诉吧。

但无论是深刻的自我剖析也好,还是隐秘的内心愤懑也好,或者说是对革命的整体性反思也好,瞿秋白在革命的舞台上还是完成了自己应有的戏份,给欣赏中国历史的观众一个完美的谢幕,这足以说明瞿秋白并没有力图反抗自己注定要扮演的角色,哪怕是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也要大义凛然地表演一番。但与舞台上别的历史扮演者不同,文人的特殊性情使得他还是选择为自己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告白,这就是一个完全矛盾的人格在历史的错位中的全部表现。

无论是生前还是牺牲之后,瞿秋白的人生都堪称一个传奇,而这个传奇的最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打破了刻意塑造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高大形象,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身处政治旋窝的中国文人相对真实的内心世界。尽管身陷囹圄,但瞿秋白依然对文字保持着十二分的执着,胸中满含解脱的期待,笔下流淌出“何必说”的话。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正是有了浓烈而厚重的情绪铺垫,那些接下来的“多余”的话自然也是娓娓道来的了,在瞿秋白遗作《多余的话》当中,除了《何必说(代序)》之外,作者特意撰写了《“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共六篇文章,而这也就是让作者在矛盾纠结的良心中隐隐作痛的六个死结。

瞿秋白把自己的人生定义为“历史的误会”,其实并非文人苦闷中的闲谈与牢骚,而是对三十六年人生道路的真实回望与反省。作为一名官宦人家的子弟,却遭遇了家道中落的沉重打击;作为一名执着的文艺爱好者,却不得不随同陈独秀走上革命家的舞台;对政治活动的兴趣日益减弱,却不得不承担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把政治失败看作是解脱,却不得不一败再败;把自己看成革命的局外人,却最终成为了革命的烈士。这便可以被算作是历史的全部误会吧。

可历史的悲剧还不止这些,作者在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之后发现,伴随自己一生的劳碌、疲惫、无力与政治冷漠,其实都来源于自身“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种意识使得革命者所应该具备的坚定的斗争意识与信念无法在革命者的政治人格中占据主导,因而对政治问题避免发表意见,甚至拒绝有自己的观点,只图在革命的潮流中顺应着时局走下去,即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点努想要占据思想的主导,最后也是力不从心的。作者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不适合革命领袖,而一种强烈的希图解脱的愿望也从中生发出来。

可更为矛盾的是,作者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并没有就此了结,作者虽然承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深入,但到最后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是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已经接受了的信仰,而这对于一个在革命舞台上执着地进行“表演”的人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道具。在盲动主义这个问题上,也是缘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而在立三路线这个问题上,瞿秋白承认自己采取了调和主义的策略,极力弥合同志之间的派别冲突,对错误反而没有认真加以纠正。

如果回到“文人”的问题本身,作者的看法倒是很集中地体现在这里,不过在他的眼中,“文人”几乎完全就是一种负面的人格,当然与政治的品格更是格格不入的。“文人”更多地代表着一种常识主义者的习气,对文化艺术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智识”,对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文人们都是可以恣意笑谈一番的,但却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过某个领域,更谈不上在相关的领域中做出贡献,所以在面对复杂情况的时候便无能为力。当然,这样的人在作者心目中也是不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的。显然,瞿秋白把自己也归入了这样的文人行列中,他承认“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最后甚至带着无比尖刻的语气说道,“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瞿秋白把自己定位成舞台上的“戏子”,这至少在我看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事情了。瞿秋白的人生应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而作为这部悲剧的主角,他已经尽力而为地做到了“戏子”应该做的一切,即使“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但最后却还是“像煞有介事的”把这场表演进行到了人生的尽头,这恐怕也算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无比做作与矫情的文人所无法企及的过人之处吧。

瞿秋白对文艺的热情即使是到了最后的岁月依旧是难以掩饰,他甚至承认自己已经是到了了解文艺的初步阶段,这似乎是遗著中对自己的最高评价,但作者仍然万分惋惜地承认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自己被外界没完没了的政治活动占据了精力,也无暇在文艺上下苦功夫了,而如今这些后悔也只能很快成为过去了。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对于他来说早就结束了,而瞿秋白最后的愿望仅仅只是尽快将生命的演出也终结了,早日得到真正的休息。一生的精力已经耗散,生命仅仅剩下躯壳,失去了政治热情的人在告别之前所留恋的不过是朋友、亲戚、爱人、美丽的世界等这些人生中普通的事物,而瞿秋白还要格外留恋文艺与耐人寻味的中国豆腐。

中国文人难道就真如瞿秋白所说的,都是一群智识短浅,性格懦弱而遇事缺乏主见的机会主义者,是群百无一能的文化寄生虫吗,恐怕一个正在面对死亡的威胁,且对自己的人生懊恼不已的人,并不如古人对将死者诚实品质的信任那样,而事实恰恰是,在一种非同寻常的状态里,人类理性对客观世界的想象会变得有些带后现代式的扭曲,因此可以说中国文人的形象比这要高大。

在瞿秋白的许多散论杂文中,战斗的语言之下,无不是一位左派革命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思索,瞿秋白的文字其实是相当犀利的,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已经逐步远离了中共的权力核心,但是这样的文风依旧没有改变。瞿秋白批判的对象,一方面是来缘于西方自由世界的异端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的掩饰之下的独裁当局,另一方面则是当时的右派文化名流,以及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下所诞生出来的种种文艺。瞿秋白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不屑一顾的,这一点尤其让人觉得印象深刻,在一篇题为《美国的真正悲剧》的文章中,瞿秋白借着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口发出“多么惨痛的愤怒的呼声”,并且渴望去揭示“美国整个资产阶级的罪状”。可以肯定的是,瞿秋白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是站在阶级的立场上的,而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文化意义上的解构,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瞿秋白也不会吝惜用诸如“吃人”这样的字眼去概括,这固然有与鲁迅私交颇深的因素,但由此不难看出,瞿秋白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都是抱以高度的认同感的。

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潜在文化认同之下,瞿秋白卷入了中国文艺界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中,并且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希望创造出一种属于人民大众的文艺。可以看得出,瞿秋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实文艺是持怀疑立场的,而对精英主义的政治现实同样抱有反感,用文字来战斗至少是他离开政治中心之后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希望诉诸一种宏大的话语来实现对社会改造的估计,而不是通过渐进式的改良完成社会现实的重塑,因此他对诸如“问题与主义”等命题也是反感的,比如在他的文字中可以找到很多批判胡适的部分。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他的舞台表演的一部分,或者说“为批判而批判”,但若要表演得如此真实,恐怕也是有赖于高超的演技的,所以,我并不喜欢把这样的文字解读成表演,而更多是人格情感与思维的真实流露,是对青年时代就树立起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持。

站在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上来讲,“文人”角色本身并非负面人格的体现,也不必刻意去寻找其在文化上的“虐根性”,但如果文人的品质一旦和政治结合起来,那么就会演出一系列的悲剧,甚至成为人格受到批判的对象,所以《多余的话》只是描写了一个身处政治漩涡的文人的内心独白,这也算得上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吧。如果瞿秋白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文人,那么中国文人的许多一般性文化符号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但偏偏是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在家破人亡的惨剧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日益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力量的时候,瞿秋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且不自觉地被历史卷入了漩涡之中,充当了工具而又最终被抛弃,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他的经历都足以用来抒写一篇关于中国文人的政治随想。如果即使是在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里,中共的领导人都会义无反顾地舍弃生命而选择投入轰轰烈烈的主义的怀抱中的话,那么在当今时代,一定有更多的人怀着自觉融入体制而顺应潮流的普遍政治心理。在文明时代的这个更加绚丽的社会大舞台上,就会有更多愿意尽力而为地投入社会角色扮演的人,共同构成这个让我们得以身处其中的时代,也会由此生发出更多的人文反思与批判。

回到那个属于瞿秋白的时代,相信许多人都是具有真实的信仰的,但是信仰也罢,不信仰也罢,个体生命都是历史舞台上的“戏子”,而又有多少“戏份”是真正发自于内心的扮演的呢,可叹表演者只要是“入戏”了,便顾不得那么多,如果能够表演得有些许文化的色彩,那么他们的表演也就值得后人去任意随想一番了罢,只希望后人们要拨开那云雾,把一切都看得更清楚些,而不至于掉进了那壮怀激烈的陷阱中去了。

(本文发表于2010年出版的《读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