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叙甲申

一晃过去了整整三百六十个春秋一个,不知不觉,又一个农历甲申年如期到来。 

细细品味日历上这个“申”字,就颇有意思。它由一个“田”字,中间一竖穿过,正好象征着那一年中国被分割成四块,分别有四股政治势力统治中国。癸未三百六十年前,公元一六四四年,中国的版图上,首先能看到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关外龙盘虎踞了二三十年;当然也有占领北京,横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好几个省的大顺朝农民政权,还有盘踞在四川的张献忠,定国号为大西,定都成都。还有占距南方广大地区的南明政权,首府在南京,由被李自成在洛阳杀害的福王的儿子朱由崧登基继承皇位。

中国被无情地分割,伴随而来的当然就是战争。

战争自明朝末年就连续不断,可以追溯到万历末年的第一次讨伐努尔哈赤的战争,最后以明朝的全面失败告终。明朝末年的边患正式形成,满洲人对明朝的统治构成实质威胁。万历末年以来的腐败,再加上战争的威胁,明朝的江山已经风雨飘摇,正如大厦将倾,可谓危如累卵。崇祯皇帝继承他的哥哥天启,登上皇位。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铲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使明朝避免了像东汉末年那样宦官干预朝政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明朝的政治将要走向清明的开始。不料崇祯在这之后并没有切实贯彻避免宦官干政的措施,反而任用了一大批像曹化淳、杜勋等一批太监。明朝初期朱元璋设立“两厂”,使太监具有监视文武百官,为皇帝打探情报的职责,使宦官势力膨胀起来。而到了崇祯时,太监被任命为监军,被派到各地,去监视地方上的武将。比如高起潜之流。皇帝的这一举动,当然也是因为镇压农民战争和北方少数民族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崇祯皇帝多疑,缺乏信任感,对大臣们说撤就撤,说杀就杀,也是习以为常的事。这一切自然会导致他用人不当,也导致了中央文武百官的不正常任免。历史上有“崇祯五十相”的说法,指的是崇祯当政的十七年间,内阁首辅换了五十人,足见其中央统治内部机构的不稳定,在历史上罕见。

崇祯皇帝在政治上的失误数不胜数。后来,宦官的职责竟然扩展到直接成为皇帝的禁军。这就是崇祯皇帝进行的所谓“内操”。崇祯皇帝认为太监就是皇家的奴婢,当然就是“内臣”,甚至叫做“家臣”。一家人,当然最值得信任,至少比那些封疆大吏要可信得多。于是,崇祯开始在紫禁城内训练由太监组成的军队,目的是让他们学习武艺,以便皇帝以后调用。比如派到战场上,去监督官兵的作战,或在危机时刻救急之用。其实,这样做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宦官就是宦官,并不是什么“家臣”,更谈不上忠诚了。这样做,只能增长宦官的势力,使朝政越发腐败。

崇祯的确是历史少有的勤政之君,他无时不梦想着做“中兴英主”,挽回明朝日渐没落的局面,但没有成功,这是必然的。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朝衰亡的速度,但不能改变其结果。

崇祯皇帝登基,随之而来的就是忧患。明朝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停滞,军事上的失败,加上连年天灾,百姓民不聊生。陕西等地受灾最为严重。崇祯二年,地方文武所上的奏章中,就提到了陕西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而流寇的兴起,也许也是这个时期。

造成明朝末年的粮食危机,主要原因还有土地兼并现象。

明朝土地大约有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多顷,生产出足够吃用的粮食是可以办到的。但为什么明朝的饥荒如此严重?其实,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并不缺少粮食,关键问题是,这些粮食都被一些人搜刮了去,存在自家的房里,而广大的老百姓,就没有足够的粮食度日了。

这些人,主要是明朝皇家的宗室。在朱元璋时,太祖皇帝为了巩固统治,防止皇亲国戚干预朝政,于是削去了他们的兵权。但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将他们封为“藩王”,特别是每年的“禄米”,据说一个亲王每年的禄米有一万石,而一个郡王也有两千石,这些大王的子女、家属就更不计其数了。只要一个孩子落地,随之而来的就是老百姓的血汗。这些大王都有成群的妻妾和宫女,那么儿孙的数量就可想而知了。这一制度被很好地流传下来。直到嘉靖时,朝廷收到各地运到北京的粮食四百万石,而在北京的皇室就需要禄米八百多万石。如此巨大的开销,朝廷是没有办法负担的。于是,禄米往往不能如数发放了。

对于老百姓造成巨大负担的,不只是禄米这一项。起源于明宪宗之时的皇庄制度,就是更大的祸根,其结果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天下的土地本来就属于皇家,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明朝的皇帝大多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皇室还另外占有许多土地,由宫廷里的太监监管,称之为“皇庄”。在次之前,出现过“宫庄”,就是“皇庄”的雏形。到明武宗时,占有的土地达到了二十万顷。另外还有藩王的土地,称为“王庄”。大多由王府的掌事太监主持,他们还开了办各种“王店”,进行商品交易,甚至放高利贷。靠着势力,逐渐挤跨了其他的商贩,进行垄断的经营,盘剥百姓。此外还有大臣、乡绅、外戚、勋臣等等,所占有的财富更是不计其数。

这种种社会现实,其实质都是封建社会的落后制度。这种落后制度,引发出中国社会严重的阶级矛盾,是必然的。加上崇祯皇帝在政治决策和用人方面的失误,就导致了了明朝晚期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

李自成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中,举起反抗明朝统治的大旗,却是在农民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年之后。一开始,只是高迎祥部下的一名小将,与张献忠等人同属于一面旗帜。而后来,却成为了农民战争的主导。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充满了危机。在高迎祥死后,李自成以高迎祥的女婿的身份成为了农民战争的领导者。这大约是在崇祯十一年左右,由于李自成经验不足,加上在农民军中威信不够,所以部下众叛亲离。这一年,也是农民战争的低潮,包括张献忠在内的众多将领都投降于明朝了。而李自成却仍然以闯王的名义继续抗明战争。当然,他也成为了众矢之的,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有一种说法,说他率领一万名农民军战士,在潼关附近被明朝的将领孙传庭和洪承畴包围,并进行了决战。结果残败,仅率领十八人逃出包围,前往商州、蓝田一带的商洛山中潜伏,并收集旧部,积蓄力量。后来又打破了官军的几次围剿,最后从商洛山中突围,进入了河南。从此,起义形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说法,并不被大多历史学家所接受。特别是“潼关大战”,更是子虚乌有。但足以说明闯王在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形势。在李自成低调潜伏期间,确实也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说服张献忠重新起义。张献忠的势力本身就超过李自成,这样一来,明朝政府的注意力就转向了这位出尔反尔的枭雄身上。

张献忠的确也做了不少大事,他往来于四川和湖南两省,进行游击战争,搞得明朝军队东奔西走,疲于奔命。与张献忠作战的军队中,有一只庞大的力量,归左良玉掌管。这个左良玉,并非是一般的武将,由武举考入,成为将领,而是一名小兵,因作战勇猛,被破格提拔为军官。左良玉也确实不负重望,在明朝,以作战勇猛著称。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令崇祯极为头疼的事,就是任用何人为总司令,总管对农民军的战争。在这之前,崇祯任命熊文灿为总理,监督地方上的军务,但此人极为不得力,一连串的失误,已经触怒了皇帝,使皇上有了罢免之心。这重担就落在了杨嗣昌身上。

崇祯皇帝考虑人选,颇费心思之后,选定了杨嗣昌也是一个明智之举。杨嗣昌担任内阁首辅的职务,办事一向雷厉风行,颇得皇上赞赏。崇祯皇帝下定决心加封他为“督师辅臣”,总督军务,还赐予了尚方宝剑,可谓正式地任用大将。这个杨嗣昌也不负希望,接到任用就立刻动身,赶到襄阳接替了总理熊文灿的一切职务,并对襄阳一带军事进行了大整顿,使吏治焕然一新,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

杨嗣昌整顿的首要人物,就是左良玉。这个左良玉,虽然有军事才能,又不乏勇猛的大将风度,可惜是个桀骜不逊的家伙,从不听朝廷的统一调动,我行我素。人人都知道他有“拥兵自重”的嫌疑,可是他掌握着明朝在内地的几乎所有精锐部队,连皇上也怕他三分。崇祯皇帝考虑大局,不感轻易斩杀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将军,而只是对他采取安抚的措施,稳住他的心思。杨嗣昌只能恩威并用,一面把他叫到襄阳训斥了一顿,一面又加封他为“平贼将军”,仍旧让他领兵作战。

杨嗣昌这个人在明朝的诸多封疆大吏中既有威望,又有真才实学。在明朝末年,有这样才学的将领不过袁崇焕等等凤毛麟角, 杨嗣昌算是其中之一。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加封“平贼将军”,不失为一个办法。当然也有崇祯的意思,但杨嗣昌也应该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杨嗣昌的严厉督促下,左良玉确实也与张献忠交过一战,并且取得了胜利。

这些小小的胜利,并不能把明朝从整个战争中的失败境地中解救出来。张献忠这位农民军将领,有着多年领兵从事游击战的经验。将杨嗣昌及其主力部队从湖南襄阳拖到了四川,使这些明朝军队疲于奔命,首位不能相顾,所以逐渐暴露出弱点。张献忠趁机采取出其不意的战术,迂回包抄,从而攻破了襄阳,并且杀死了在被封在襄阳的襄王。这一举动,对杨嗣昌,甚至是整个明王朝的命运都是巨大打击。  

首先,襄阳是明朝指挥湖南、四川一带官兵镇压农民革命的基地,是杨嗣昌多年经营的老巢,是督师衙门的所在地。襄阳的丢失,意味着指挥中心被破坏,明朝军事的整体战略部署被打破,对军心、士气都有极大损失。明朝在军事上已经遭遇到重大失败,并有不可挽回的趋势。农民革命从此将一帆风顺,留给明朝统治者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杨嗣昌妄想多方面部署四川等地的军事,对张献忠进行包围和剿灭。现在看来,一切都是空谈了。

其次,襄阳是襄王的封地,是明朝宗室的安身之处。这次失败,对明王朝的尊严是极大的破坏,对崇祯皇帝的心理是巨大打击。在次之前,凤阳皇陵被农民军攻破并被抢劫一空,对崇祯皇帝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因为凤阳是太祖朱元璋的家乡,凤阳皇陵也就成了是明朝的“龙脉”所在,是大明朝千秋万代基业的根本。“龙脉”断了,明朝也就快要完蛋了。崇祯皇帝面临这样一个矛盾现实,而他又日思夜想做他的“中兴英主”,并为此操劳,这样一个现实却表明崇祯皇帝的美梦就要破灭了。这对他的信心是第一次打击。不久前,李自成率领从商洛山中突围并进入陨阳山中潜伏了很久的农民军拿下了洛阳。崇祯皇帝的皇叔福王朱常询被李自成斩首,崇祯对此极为震惊和悲痛。而这次襄阳失守,对崇祯是第三次打击。凤阳的事情,早就过去多年,然而,洛阳和襄阳两件倒霉事,责任都落到杨嗣昌头上。这两件事,都是在他被加封委以重任之后发生的,他作为钦命的统帅,负有指挥责任。他并没有履行好皇上交给他的任务,他在皇上的心目中的地位将一落千丈,皇上最终将怪罪于他。

崇祯皇帝向来以冷酷无情,杀戮大臣而闻名,前一次将“剿匪”失败的熊文灿斩首。这些事情,以及这次失败的情形,都一股脑地涌上这位的“督师辅臣”的心头,他切实感到他将是第二个熊文灿,他的性命就要保不住了,甚至是他的名节。于是,他想到了自杀,只有用自杀的方式,才能体面地结束生命,借此向皇上表明忠心,向朝廷谢罪,也留一个为国捐躯的美名。我们也许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想的什么,也许也不能理解他的心情。不过,他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在沙市他的行辕内饮下一碗毒酒死去。

崇祯皇帝似乎并没有对杨嗣昌有多大的不满,于是,在杨嗣昌死后死后不久,皇上派遣官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赐祭仪式,并且书写了一篇祭文,称赞他“志切匡时,心存报国”“功未成而劳可嘉,人云亡而瘁堪悯”等等,可见皇上对他的评价。

崇祯皇帝失去了一位左膀右臂,不得不独自面对农民军的步步进逼。特别是李自成的势力一天天大了起来。

崇祯之所以对李自成攻破洛阳感到震惊,主要是因为李自成经过崇祯十二年以前的失败后,总结了教训,执行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方针,形成了小股作战,并长期潜伏,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在张献忠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明朝军队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四川战场,而忽略了河南等地区,认为李自成早就“散伙”了。其实,他正是看准这个时间,突然率领两千人的部队进入河南,起义军扩大到三十万人。这时候,又得到了宋献策、牛金星和李岩兄弟的帮助,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为下一步的战斗打下基础。在这之前,崇祯皇帝收到的战报都是关于李自成下落不明,可能已经病死的情况,或者是湖南、四川等地对张献盅的战斗取得了什么胜利,而对真实情况全然不知。

明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朱常询之后,又举兵攻打开封。这次开封之战,远没有在洛阳那样顺利,总共进攻了三次,第一次是试探性的,而第二、第三次则出现了大规模的攻城战。在第三次开封之战中,明朝督师辅臣丁启睿、总兵左良玉率领明军主力二十几万,救援开封,李自成一面围城,一面打援,于是发生了著名的朱仙镇之战。这一仗,由于明军军心涣散,加上丁启睿与左良玉不合,于是明军全军覆没,左良玉弃阵逃走。这是李自成与明朝军队的最后一次大决战,从此以后,李自成再军事后上逐渐进入极盛时期,而明朝却再也不能组织起几十万军队来镇压李自成的农民军。

但李自成没能攻下开封,最后,官兵决开了黄河大堤,淹没了开封。于是,李自成只得另外寻找栖身之地。崇祯十五年冬十二月初,李自成攻破襄阳。(此前张献忠已经撤离,明军重新占领该地区)第二年五月,他改襄阳为襄京,建国号“新顺”。十月初六,李自成没有接受李岩重新占领河南的建议,率领农民军攻破潼关。十一日,李自成进入西安,正式定国号为“大顺”,这是发生在崇祯十六年的事情。

这一切,都证明李自成及其率领的农民军,离推翻明朝,建立新的政权为时不远了。但是也应该看到,李自成日后的失败,正是在这时埋下伏笔。

首先,李自成的军队长期进行运动战,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所以,就没有统治中国的基础。其次,农民军虽然号称“百万”,其实可用之兵不多。因为没有根据地,所以广大将士家属们也随军征战,而没有固定的后方,也没有物资的来源,主要是靠地方上老百姓的支持与帮助。这是李自成及其农民军的的传统,在战争初期起到了作用。可是,在王朝即将建立的时候,迫切需要稳固的根基,恢复农业,发展生产,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赢得民心。李自成率领军队,连年征战,且队伍越来越庞大,就越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李自成长期打运动战,不便携带重型武器装备,于是忽略了重型火炮在古代战争中的作用,于是,装备的火炮甚至不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使用的“红衣大炮”,这些都导致了以后的失败。

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复杂,争论颇多,一时难以说清,但历史的结局与悲剧已经造就,不可能更改了。

有了十年农民战争的打击与腐败的侵蚀,明朝的灭亡在所难免。

历史缓缓进入了农历甲申年。公元一六四三年是农历癸未年,在年底,大顺朝农民政权正式向全国发布了北伐檄文,表明了大顺朝与明朝势不两立,坚决灭亡这个腐朽朝廷的决心,明朝地方上的文武官员收到了檄文,向崇祯皇帝奏报了实情,所以,这并不是突然袭击,而是一次名正言顺的讨伐。十二月中旬,大顺军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开始了北伐之路。农历甲申年,是大顺朝永昌元年,正月初三,李自成满怀希望与憧憬去迎接他的最后胜利,他踏上了最后的征途。这次征战,农民军大约动用了二十万左右的兵力,李自成沿途连连接到各路先头部队的奏报,几乎没有抵抗,一切顺利地进行着。在几年间,大顺朝割据了关中、汉中、河南、湖北襄阳等等地区,几乎半个中国。在二月初五日,大顺军包围了山西太原,初七日破城。李自成的军队又攻破了一座省城,从此山西全省都归大顺朝了。农民军继续前进,接连攻破了宣府、大同,然后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了居庸关,万里长城被打开一个缺口,北京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李自成身边也只剩下七万名农民军了。有意思的是,这位镇守居庸关的大将是崇祯的心腹太监杜勋,当他投降之后,人们哄传他宁死不屈,已经为国捐躯,死得极为壮烈。崇祯对此毫不怀疑,竟然把他当作大大的忠臣,好好地祭祀了一番,规格不压于杨嗣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来到北京,驻扎在城外。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万念俱灰就在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崇祯皇帝一六一一年出生在皇宫紫禁城,母亲是一位失宠的妃子,由于母亲的不幸遭遇,使他的性格变得怪癖、暴躁、多疑。他凭着是天启皇帝的弟弟,也凭着一时的机遇,十七岁就登上宝座,一生勤勤恳恳,梦想成为“一代圣君”,却在政治上一错再错,终没有挽回败局。终于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含恨而去,年仅三十三岁。成就了一代悲剧帝王。

农历三月十九日黎明,北京城城门大开,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七万人进入北京,大顺朝在政治与军事上进入鼎盛时期。令踌躇满志的新皇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另一位皇帝的悲剧又要上演了。在沈阳,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已经打败了妄想争夺皇位的皇太极的长子爱新觉罗豪格,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登基,并掌握了朝政。就在李自成北伐的同时,率领满清的八旗兵十三万,进军山海关,准备前来争夺天下,完成皇太极没有完成的大业——统一中国。

李自成忙于准备登基大典,并且妄想招降吴三桂,却是在政权迅速腐败,大顺军纪律败坏,已经失去人心的情况下。这次招降没有成功,而且北京到处哄传清军将要入关的消息,李自成才如梦初醒。以前,满人在李自成眼里不过是蛮夷草寇,侵犯明朝不过是贪图中国的钱财,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雄心。现在,吴三桂投降清朝,已经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李自成决定留下一万人守卫北京,率领六万人前往山海关,再次逼吴三桂投降,或者与他的“关宁铁骑“决战,扫除这个祸患。农历四月十九日,李自成亲征吴三桂,途中接到更多消息,才知道以前占领的诸多地区,甚至是他的老家陕西,也发生了叛乱,各处大顺军都忙于镇压,无暇抽调人马增援北京。 而且,清军入关不是谣言,而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吴三桂还有三万名将士,依靠山海关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大顺军这次战斗,毫无优势可言。事到如今,已经不能挽回。李自成在山海关与吴三桂第一次决战,就在城下展开,几乎打了个平手。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站在山头督战,命大顺军与吴三桂第二次决战,一场恶战之后,双方互有伤亡。忽然从海上刮来一阵大风,遮天蔽日,两军不得不后退,等待大风过去。这时,忽然杀出扎着辫子的清军,打得大顺军措手不及。大顺军将士英勇奋战,战斗中,李自成立的太子被清军杀害,主将受伤。大顺军将士奋力保护李自成突围,向北京逃去,全军死伤了一半左右。

李自成回到北京,草草举行了登基大典,就于二十九日离京,逃亡陕西。途中士气低落,追兵紧追不舍,在定州与真定两地,李自成指挥人马与追兵交战,希望缓解敌人进攻的步伐,没想到两次都遭惨败,连李自成本人也中箭受伤。在西安,李自成组织军队反扑,但节节失败,使西安这个大顺朝的首都也陷落敌手,李自成继续逃往湖北,领三十万人占领武昌及周围地区,并布置防御,准备作垂死挣扎,没想到大顺军接敌即溃,李自成仓皇离开武昌,身边将士越来越少,大顺朝永昌二年,牺牲在通山县九宫山。

清朝逐步确立了统治中国的基础,先后打垮了南明的三个皇帝与投降的大顺军残部,击败了张献忠以及割据在福建沿海的郑成功,使其退往台湾。康熙年间,先后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的叛乱,迫使郑氏集团投降,收复了台湾,完成了剿灭明朝遗患的事业。

清军入关结束了明朝末年以来的战乱,灭亡了大顺朝与大西朝两个农民政权与明朝的势力,农历甲申年形成的政权割据局面也宣告终止。留下一个个悲剧人物,让后人永远叹息、怀念。

(本文收录于2007年出版的散文集《跳荡于远古的烈火》)